自從美國《獨立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口號，“平等”就一直被其視為“立國原則”和“核心價值”之一，是“天賦人權”哲學思想在美國的具體展現，是美國共和政體、公民身份、民主政治等一系列制度的基石和保障。美國因此經常被稱頌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典范”，美國歷史也往往被神化成朝著人類終極理想持續演進的“偉大歷程”。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曾驚嘆，美國最引人注目之處“莫過于身份平等”，而美國學者艾倫·布盧姆更是宣稱：“我們的故事是一部輝煌而勝利地向自由和平等兩大原則進軍的歷史?！?/p>

　　然而，美國學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把美國歷史看作是“人人生而平等”理念指引下的一往無前的英雄史詩，無疑是一種歷史幻象或幻想。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家羅杰斯·史密斯在批評托克維爾等人的觀點時指出，美國歷史不僅長期盛行著不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等級制現象，而且其發展也并非一個朝著更自由、更平等、更民主的方向穩步前進的歷程。事實上，美國人對于平等的追求是一個十分漫長和曲折的過程，其間充滿了辯論、分歧和斗爭，并且一部分美國人的平等常常是建立在其他社會成員的不平等基礎上的。因此，要認清美國平等的實質，就必須除去包裹在其表面的歷史幻象，看到“人人生而平等”口號粉飾下廣泛存在的不平等。

　　《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初衷與原意

　　《獨立宣言》如今已被許多美國人奉為“人權圣經”，而其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等詞句更是成為他們構建美國平等神話，乃至推行“人權外交”“民主外交”的話語工具。這方面最新的典型案例莫過于美國總統拜登近年來發表的幾次演講。譬如，在2021年12月9日召開的所謂“民主峰會”上，拜登在演講時便以援引《獨立宣言》來開篇，聲稱美國政府要重新致力于《獨立宣言》所體現的建國理念，因為“‘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女人和男人都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了他們若干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旨在以此來號召其他國家與美國共同促進“普世人權”和“世界民主”。在2022年9月1日的費城演講中，拜登為了彰顯自己是美國核心價值的傳承者和守護者，更是一開場就表示，《獨立宣言》在兩個多世紀前就“提出了一個舉世獨有的想法，那就是，在美國，人人生而平等”，并堅稱《獨立宣言》和《聯邦憲法》及其所體現的平等和民主兩大思想不僅是美國賴以建立的基石，也是其得以成為世上最偉大國家和世界燈塔的根本原因。

　　拜登的講話無疑是把當下的觀念和政治訴求植入到《獨立宣言》的歷史解釋中，從而將《獨立宣言》塑造成美國平等的“起點”和人類歷史的“新開端”，并將美國平等敘述為是“永恒不變”“普照世界”的“真理”。不過，拜登顯然也意識到“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人”（all men）具有歷史局限性，因而出于政治正確考慮，在“民主峰會”的演講中將其改為“所有的女人和男人”（all women and men）。但即便如此，拜登的邏輯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獨立宣言》及其“人人生而平等”等詞句的初衷是伸張集體主權，而非申訴個體人權。早在1922年，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在《論〈獨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書中就指出，《獨立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等理由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企圖從道德和法律上向世界證明北美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是必須而又正當的。因此，當托馬斯·杰斐遜等制訂者們在向“公正的世界”痛詆英王喬治三世破壞人類的自然權利的同時，卻又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他們自身就是奴隸主這一事實。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1948年出版的《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一書中也表示，對于多數美國建國者來說，“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并不意味著未開化的泥腿子或滿手污垢的填船縫工同斯凱勒、華盛頓或平克尼有任何平等之處。對他們來說，這只是意味著英國殖民地的居民擁有同英國人在國內擁有的同樣的天賦自治權，意味著美國百姓同英國百姓的法律地位相同?！惫鸫髮W歷史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在2007年推出的《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一書中進一步總結說，《獨立宣言》之所以包含那些所謂“不言而喻”的真理，只是希望通過訴說這些“真理”遭到了英國政府侵犯，來為獨立提供正當理由，而不是要將這些“真理”作為獨立的目標。因此，“人人生而平等”等詞句在當時既不具備現代含義和普遍意義，也因為不是《獨立宣言》的核心內容而未引起世人廣泛關注，更談不上是美國平等的起點，至今仍有不少美國人并不把《獨立宣言》視為是美國人權的基本文獻之一。

　　美國對立沖突的平等觀念與各種不平等形式

　　平等在美國既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范疇或一個事先決定的概念，也不是一種超然的價值觀，而是一個不斷變動且承載了多元價值的復合體。英國歷史學家杰克·波爾在1978年出版的《追尋美國歷史中的平等》一書中認為，美國的平等觀念最初源于一種道義直覺和情感，隨后發展為一種社會抗議與政治抗議的語言，最終變成一個重要的思想和原則。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各類群體經常從不同的經驗、認知、立場，提出大相徑庭的，甚至相互對立、彼此沖突的平等訴求，以致平等在美國成為一個充滿意識形態張力的概念。其帶來的結果不僅是不同平等觀念之間的競爭與交鋒，以及平等享有者范圍的爭議與變化，還導致一部分美國人的平等常以另一部分美國人的不平等為代價，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和形式長期存在于美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和形式既可以是公開的和顯而易見的，也可以是隱匿的和諱莫如深的，甚至可以是以“平等”的面目出現。

　　在美國歷史上，不同平等觀念之間的較量主要圍繞宗教、階級、性別、種族等因素展開。盡管美國革命致力于推翻英國王室的統治，摧毀以等級和從屬為特征的君主制和貴族制，建立由平等公民組成的現代共和國，但這種公民身份從一開始就被附加許多限制性條件，如白人、男性、有產者等，為美國平等的范圍劃定了狹窄的邊界，以致那些占人口絕大多數卻無法獲得公民資格的有色人種、女性、窮人等底層和邊緣群體在之后很長時間里都無法得到平等的經濟機會、平等的法律保護、平等的政治權利、平等的社會地位。而為了維持這種結構性不平等，白人男性統治精英不斷炮制五花八門的不平等理論，甚至“平等”理論，以便將一些不平等形式“合理化”“合法化”。譬如，在19世紀上半葉，以約翰·卡爾霍恩為代表的奴隸主階層不僅公開主張“人人生而不平等”是“不證自明的”，更指責《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謊言”。他們解釋說，權利平等的觀念是一個險惡的陷阱，會誘導非洲裔美國人等“先天不足”的群體在一個他們無力競爭的世界中走向毀滅。到了19世紀晚期，資本家開始以“機會平等”為由掩蓋或無視貧富差距給底層民眾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并引入新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理論支持；種族主義者也通過提出“隔離但平等”的思想，為建立種族隔離制度和延續種族不平等提供合法性，同時在白人內部維持一種平等的虛幻假象。這些理論中的許多觀點在美國之后的歷史中一直頗有市場，至今仍為不少美國保守主義者所信奉，成為美國平等發展的絆腳石。

　　但是，美國社會的底層和邊緣群體從來沒有屈從于白人男性統治精英的“平等”觀念，而是以持續的斗爭來不斷重新界定和擴大美國平等，并賦予“人人生而平等”新的內涵。正如加里·納什、埃里克·方納等美國歷史學家指出，美國社會的底層和邊緣群體早在美國革命時期就努力從革命所釋放的激進思潮中汲取力量，挑戰北美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并在進入19世紀以后，將《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轉化成申訴個體人權的普適性平等語言。例如，廢奴主義者從超越種族的角度發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而女權主義者更是模仿《獨立宣言》的口吻，宣稱“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這些激進的平等觀念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后來奴隸制的廢除、女性選舉權的實現、民權運動的興起，塑造著今天美國人對于平等的表述。拜登在“民主峰會”中所使用的“所有的女人和男人生而平等”一語顯然也源于這些觀念的潛在影響，而不是來自《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始含義。

　　因此，美國平等的發展既不是某種超然的價值觀逐步展開的過程，也不是某些政治精英預先設計的成果，而是廣大普通民眾奮力抗爭的結果。不過，誠如史密斯指出，這種結果在很多時候并不穩定，在某個階段已擴大的平等時常會在下個階段被新的不平等形式所壓縮。例如，在美國革命時期，非洲裔美國人和白人女性在一些革命激進的州獲得了一定的法律權利和政治權利，但到了19世紀初期，這些權利卻被白人男性以他們“缺乏自然能力”為由而剝奪；在1877年南方重建結束以后，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內戰后贏得的選舉權等諸多權利也出現了得而復失的現象，并遭到囚犯租賃制等變相奴隸制的迫害；1980年代以來，隨著保守主義力量在美國的崛起，民權運動時期所掀起的平等改革逐漸陷入停滯，取得的平等成就也不斷遭到侵蝕。

　　美國社會中的不平等問題形成的根源與影響

　　美國社會中的不平等問題植根于作為其共和政體重要基礎的公民身份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公民身份制度起源于古希臘，是希臘城邦在相互競爭中形成的一種公共生活制度，其特點是賦予在軍事競技、家庭組織、土地財產等方面發揮巨大影響的成年男性家長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政治權利，并將從屬和服務于他們的婦女、孩子、外邦人、奴隸排除在公民身份和政治生活之外，以此增強作為城邦“中流砥柱”的成年男性家長的凝聚力、決策力和戰斗力。換言之，古希臘公民共同體的建構是建立在兩大基礎之上：一是通過公民之間平等的政治權利來調節他們在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維持公民內部的同質和團結；二是通過公民與非公民之間的不平等來凸顯和強化公民內部的平等與認同。美國建國之初的公民身份也繼承了這些特點。為了在一個由各種移民組成的社會中建構出具有同質化和凝聚力的“美利堅國族”，美國建國者把公民身份和政治權利基本限定在擁有財產的成年白人男性身上，從而為“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人”和“平等”規定了界限。

　　盡管美國社會的底層和邊緣群體之后通過持續的抗爭使大量非公民成為公民，擴大了公民身份和政治平等享有者的范圍，但正如加拿大馬克思主義學者艾倫·梅克辛斯·伍德指出，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將在其他時空中受制于國家或受制于各種公共管控的一系列極為廣泛的人類活動轉移到經濟領域，政治領域逐漸抽離于經濟等級和強制，導致公民身份的政治權利趨于“貶值”，政治平等日益淪為一種形式上的平等，無力制約公民之間社會權力和經濟權力的分配不公。伍德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及其純然“經濟的”階級統治形式使它能夠把公民身份帶來的民主歸入一個形式上獨立的“政治”領域，同時完整保留市場和工作場所中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巨大權力懸殊，使人類不僅受到各種工場等級制度的統治，還受到市場強制力、對利潤最大化和資本持續積累的無情要求的統治，而所有這些都不在民主問責的范圍。

　　正因如此，雖然“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在今天美國公民的法律權利、政治權利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卻始終無法在此基礎上抑制或打破經濟權利、社會權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反而導致了不斷發展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損害法律和政治平等的局面。譬如，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內戰和民權運動之后都獲得了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政治權利，但由于他們在經濟機會、社會地位等方面始終處于不平等的境遇，因而很容易陷入失業、貧困等境地，并被白人男性統治精英以各種“合法”的方式逮捕、監禁、剝奪政治權利，固定在美國社會的邊緣和底端。從公民身份制度而言，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非公民成為公民，白人男性統治精英需要在公民共同體中制造新的不平等來維護他們彼此間的平等、認同、團結、利益，而資本主義制度為他們建立這種新的不平等提供了條件，并借助各種“平等”或不平等的理論和實踐使不平等的形式“合理化”“合法化”。

　　或許正如波爾所言：“美國人希望建立一個在平等的原則之上運行的社會，但是不想建立一個由平等的人組成的社會?！比欢?，理想中的平等和現實中的不平等，以及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和實質上的社會不平等給不同美國公民帶來的心理落差和意識形態張力卻始終是真實存在的。美國政治學家朱迪斯·史珂拉在《美國公民身份：尋求接納》一書中富有洞見地指出，美國人追求投票權、勞動收入權等權利往往不在于獲得權利本身，而在于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接納，也就是獲得平等的地位、尊嚴和待遇。因此，當上述落差和張力持續加劇而美國的民主政治又無法解決時，持有不同平等觀念的群體很容易就會訴諸平等的政治權利進行對抗，并走向文化沖突、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等困境。

　?。ㄗ髡撸荷勐?，系中央黨?！矅倚姓W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